对话林毅夫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风险有多大闸阀

对话林毅夫: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风险有多大?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已近三年,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响应。截至今年2月,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已超500亿美元。然而外界一直存在担忧:基础设施投资金额大、周期长、收效慢、不确定因素多,我们的风险会不会太大了?

针对这个问题,在5月9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研讨会”上,采访了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他看来,选好项目、买对保险、动民间资本,“三管齐下”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可控,甚至回报较传统的政府债券、股票投资更好。

三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倡导区域经济的整合。而基础设施与一般的商品、劳务输入有着巨大差异。“一带一路”途经国家众多,涉及诸多金融风险与政治风险。因此,外界往往担忧我国将资金大幅投入其他发展中国家,风险是否可控。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当地带来就业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回报与风险,主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林毅夫指出。

降低“一带一路”项目风险第一步是选对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有三个特点:建设周期长,需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回收期也长,一般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资金一次投入大,要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在项目建设中,要想降低风险,首先就是选对项目。

如何评价“一带一路”项目是否选择的对?林毅夫认为,项目地理区位的选择要合适。举例来看,印度尼西亚地处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处,海岸线漫长。中资企业在印度尼西亚主要投资和承包的基础设施项目据其区位特点也集中在大桥、水坝、电站等项目。而像哈萨克斯坦等内陆国家,可以发挥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在原油开采、地质勘探、钻井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上开展合作。

同时,林毅夫强调项目要发展的产业需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面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支柱结构是决定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

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这些要素禀赋会有相对不同的丰富程度。如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一定是短缺的,相对比较多的是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会在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配以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比较优势就成了竞争优势,经济就会发展好,基础设施回报就高了。

买对保险、动民间资本提前做好风险承担

“第二步,项目存在风险,我们就要分散风险。这种情况下,可以买国际上的风险保险。”林毅夫强调。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主要是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针对政治风险,我们可以买政治风险保险,比如之前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保险机制。金融风险一般受美元等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建议引入金融风险保险机制。

在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国家资本的介入,如亚投行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些金融创新,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三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以及几十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过去一般投资到发达国家政府债券和股票市场。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利息太低,接近于零,而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有很大的泡沫。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长期性的稳定性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进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方向。

林毅夫指出,为降低项目风险,除了国家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也建议利用PPP等形式,动用民间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资金可以作为先导资金,用享受回报优先权等激励机制,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三管齐下’降低项目风险,我倒是不过分担心。”林毅夫补充。

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目前国际普遍的投资方式。以国际上资金最多的国家挪威为例,过去的资金10%投入发展中国家,90%投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和股票市场,而现在挪威计划将更大的比例转入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也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只要项目选择好,是相当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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